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总忘不了那曾经属于我的精神上的领地——屋顶晾台。

　　那时，我才16岁，一家九口，挤在一间破旧楼房的斗室里，由于家庭成分为人所不齿，我在学校里备受歧视和冷遇，乃至那些左邻右舍的大人小孩，也都时时投来一些异样的眼光，使我稚弱的心灵上蒙上一层灰暗的色彩，感到精神和肉体的空间狭窄得令人窒息。

　　在我居室的屋顶上，是一块长方形的混凝土晾台，年久失修，四周的栏杆已大半毁损，但由于高踞在一般平房之上，站在上面纵目观望，视野辽阔。每当夜幕低垂，我就独自在晾台上徘徊，吸一点清新的空气，荡涤胸中的郁闷，企求在这炙热的“红尘十丈”中得到暂时宁静和栖息。这时星斗满布长空，苍穹深邃无际，我的思绪一会儿被带到银河的岸边，一会儿又坠落下来，落在四下黑压压的一片屋瓦上，远方地平线上，银链似的江水折射着皓月的清辉，泛着粼粼银光，空气中似乎流动着犹如母体散发的温馨，夜已完全主宰了这个世界，人世间的一切纷争都已停息，只有宇宙和自然以她无与伦比的美震撼着人们的性灵。她示人以永恒的慈爱，拂煦着我孤寂的心田，使我对这个大千世界升腾起莫名的爱和力，从而认识到人生的价值，焕发对未来的希望。也许我说得有点离题，但我确实是从那些夜晚最初产生了一种对自然景物的特殊审美体验，包含着对人生的认识和生活的启迪，回忆起来是那样新鲜，至今不能忘怀。

西递村系列之一(水印版画) 1987年作 40×50cm

　　我以为这种最初的审美体验是特定情感的产物，对艺术创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的气质和某种特定生活环境下所形成的最初审美情操，会影响其个性的发展，并在他今后的作品中投下影子。让我还是回到那屋顶晾台上吧!有一年多的时光我经常在子夜、清晨，在豫豫细雨中留连其上，此时晾台上空无一人，我可以尽量倘佯于我偏爱的意境之中，尽量探视或谛昕各种景物的变幻，比如，成片的皖南风格民居建筑中蕴藏着的美的节律。我开始学习绘画，从绘画作品我认识了列维坦、希施金、珂勒惠支，我尽可能地阅读那个年头所能找到的文艺书籍，迷恋于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每当我在静谧中感受到和自然的对话，或被文艺作品激起某种审美情感时。任何人踏上晾台都是我极不欢迎的。这也许是那个特殊环境下的自我封闭所致，而这个晾台孕育了我最初的情感性格倾向和审美偏爱却是无可置疑的。

　　艺术创作说到底是人类情感的传递活动，是作者特有的情感转化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记录，作者的性格、情感、偏爱应当自然地流露于他所表现的作品之中。近年来，在我的绘画作品中，一种冷峻、孤独、静谧的氛围逐渐产生，有人说这是一种东方艺术中特有的沉静之美，含有某种宗教色彩。说实在话，我从未刻意追求这些，但总是不由自主地显现出来，连我自己也感到惶惑……

　　“西递村”是皖南黟县的一个村落，交通的闭塞使这里保持着一种久远的、古老的神秘气氛，一座座建筑群仿佛是一件件古文物叙述着对民族和历史的深深眷念。当我从现代生活中突然步入这一片恬静优美的村落，它所呈现出来的古朴、典雅、沉静之美使我震慑;那斑驳的马头墙、低矮倾斜的木屋、石雕、漏窗、斗拱、飞檐，包容着无限的内涵。每当我将全部身心授沉在这冷峻、肃穆的意境之中，一种十分熟悉的孤独恬淡之情便轻轻地袭来，世俗的愚昧、纷扰、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和由此而引起的种种烦恼都悄悄地消逝在一片宁静之中，使我从心底里升起一种舒心的旷漠之感。英国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谈到：“唤起艺术家情感的常常是某些特殊景物，否则便是这些特殊景物视觉经验的综合。”是的，二十多年了，那屋顶晾台上所孕育的性格、感情倾向、最初审美偏爱，似乎一直游离于我的创作之中，只是我从未有意识地去捕捉她，她淹没于一

　　种群体审美意识之中，对过分群体意识的逆反心理，使艺术家开始懂得寻找失落了的个性，寻找自己的位置，这种特殊个性倾向和审美偏爱便自然地呈现于我近年的作品中。我殷切期望将这种孤寂和静谧所产生的美感，更为明晰地用绘画表现出来，于是便产生了《西递村系列》。

　　我之所以采用水印版画来表现，是因为这是一种东方特有的艺术形式，有利于更好地表现在景物中感受到的民族的、历史的沉淀。我并不孜孜于客观景物的真实，因为我认为客观物体只是传达作者感情的媒介，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一特定的媒介是因为它引发了埋藏于作者意识中的特殊情感概念，而情感的真实则是作品的魂魄。“艺术是一种技艺，是一种能将人的情感本质显现出来的形式。”(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我想这种技艺包含着技法本身，它的更新是作者表达特定情感的需要。

　　绘画作品所给人的美感享受，并非用语言能表达得清晰明了，我虽然能较为清晰地用绘画阐述对生活、情感、艺术的认识，却并不能用文字解释我的绘画作品。

　　　　　　　　　　　　　　　　　　　　(原载天津《散文》1990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