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观澜》装置·行为 应天齐 2006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11月14日刊发了“场论”栏目主编陈美寿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深圳需要怎样的行为艺术?》。文中对笔者十年来在深圳的现代艺术实验提出了质疑，立场是非常善意和真诚的，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言：“实在是有点爱之深，责之切”。在感谢之余不免引起笔者对深圳新型文化形态全面构建的思考。笔者以为，艺术问题其实是文化问题，因为任何艺术创造都是植根于文化的，评判艺术优劣与否，决定的是相对应的文化形态。

　　深圳需要怎样的行为艺术问题的提出，是由笔者近日在华侨城LOFT创意文化园区所作的行为艺术——《我是原创》引发。文中对笔者在深圳所作的装置、行为艺术诸如：《砸碎黑色》、《大剪纸》、《对话观澜》等作品提出了意见。文中写到：“我对这些没有什么艺术感觉。”“已没有了当初看《西递村印象》时的感动。” 但文中並没有找到有关对本人行为艺术实质性的批评，却对笔者以往创作的《西递村印象》版画(实为《西递村系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褒奖。结论是：笔者自调入深圳十年来没有创作新的版画，期待笔者能重归创作《西递村系列》版画时的艺术状态。

　　陈美寿先生是笔者多年前认识的朋友，他对自己认可的艺术家和钟爱的作品提出看法并无可厚非，但如果提升到文化层面进行探究是应当认真对待和加以探讨的。陈美寿的文章(以下简称“陈文”)题目所问的问题在文章中并未完全展开，因为，要讨论深圳需要怎样的行为艺术，应当在后现代艺术的理论框架内指出笔者的行为艺术在取材、形式、内容、艺术语言方面存在的问题，或认可或否定，追向深圳是否需要这样的行为艺术?而不应以《西递村系列》版画与笔者的行为艺术比较，因为这是两个范畴内的艺术作品，批评标准也各不相同，前者属于架上绘画，后者属于后现代艺术的装置、行为作品，在艺术形态、理论定位及批评标准上有着不同的区分。

　　《外国美术史》第八章“后现代主义美术”一文中谈到，从事后现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关注社会现实与大众生活，超越艺术的审美范畴，拓展出更为社会化、生活化的视野，打破生活和艺术的界限，填平艺术和非艺术的鸿沟，特别注重艺术的偶发性、行为性、观念性和思维性”。笔者的《西递村系列》版画还停留在审美的、风格化的、自省的、非常自我化的艺术追求之中，传达的是个人的颇为诗意的情怀。后现代艺术的理论认为：“现代科技文明导致了人文精神传统的萎缩，高发展、高消费向自然无限的索取造成了人类的生存危机，艺术家面对生存危机与社会现实得到这样的文化共识——关心问题的思想观念，走出自我心灵的藩篱，走入社会、走进尘世间，勇敢地承担起生活中的道德责任”，更确切的说，“艺术创作已不再是对风格的渴求，不再是对形式的追求，也不再是审美意义，而在于对问题本质的表达”。在这一新型的文化形态建构下“一切现成的艺术样式都在消解与延伸，成为人类对解放的期望，并重新发掘出人的潜能和人类的文化智性”。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也就具有“提出问题、质疑当下”的重要任务，而这一切都不是以往的艺术样式(诸如版画艺术——笔者注)所能完全承担的，于是，美术摆脱了架上的束缚从高高殿堂走下，但同时也向创造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艺术家由技术、技巧型向学者型转化，许多艺术家已僭越到哲学家的身份，从而站在当代文化的高度上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从文化的深层去认知。”(引号内援引自葛鹏仁《西方现代美术、后现代美术》)。

《深圳商报》2006年6月25日刊载文章“站在现代立场观照传统”（徐松兰）

　　装置、行为艺术和架上绘画除了应当在文化生发上给予区分，还应当在艺术形态上加以比较：“人类迄今为止的艺术形态不外乎三类：架上艺术、实物艺术和行为艺术。自古以来架上艺术在美术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被界定为具备展示、鉴赏、把玩的功能。因此，艺术家的创作在指向精神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一功能，从而倾向于‘媚俗’的一面”。(贺万里《装置艺术论》)当我们深究艺术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到艺术的最初功能并非如此!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谈到：“传统艺术语境上的一体性建立在表达崇拜的基础上，最早的艺术作品起源於仪式服务——首先是‘巫术仪式’，其次是‘宗教仪式’，艺术作品的存在从来就不能和它的仪式分开”。“美的世俗崇拜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并在此后三个世纪势如卷席。” (本•雅明《启迪》)“纯粹艺术的出现表明了美术品和人的分离，形成了我们今天大部分人认同的把玩、赏鉴、陈列的架上艺术概念，由此可知，我们强加给艺术品的某些既定观念乃是后人对艺术的狭隘理解所致”。(援引自《装置艺术论》)

　　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艺术被还原于它的本来。“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是一种从架上艺术到实物或行为的艺术，其艺术形态的改变从根本上颠覆了‘架上的’=可供‘观赏的’=‘小型化’的这样一个观念模式”。(援引自《装置艺术论》)在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作品中，观者已不再是把玩者、鉴赏者，而是出入其中参与创作，与作者平等的、互动的关系。艺术作品在此刻已从某种意义上回归到它的原始，即人与作品不可分开的参予的互动的仪式状态。

　　笔者从1998年步入深圳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热土，与这个城市同呼吸、共命运，在学习、研究、实践后现代艺术的进程中告别过去，不断构建自身与这一城市人文生活相关的新型文化形态并呈现于作品之中：

　　1999-2001延续三年《零点砸碎黑色》的行为艺术是这一实践的开始。在世纪末钟声敲响的一刹那，在与500人合作共同完成的行为作品中，笔者感受到艺术生命的再生。数百人倒计时的呼嘁，世纪钟声和玻璃碎裂声震动着脚下的地面，是宣告着一个新纪元到来的庄严仪式，是从事艺术创作以来从未有过的将艺术融入生活的冲动和体验，经久不息。

　　2004年，当笔者与合作者——参与制作装置作品的民工们，在深圳中信广场，祭起巨大的火红的剪纸图腾，在一片灰色的工业化、电脑化、商业化的城市文明包围中，在除夕之夜，我们洒酒在地，燃烧了耒自黄河窑洞的剪纸人形，祭奠象征着我们先民的图腾，我们热血沸腾。

　　2006年，面对观澜古镇破旧倾斜的碉楼和即将作为“城中村”遭遇清除的客家围屋，笔者出于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提出了“我们从哪里出发?现在身居何处?将走向何方?”的哲学命题。在与媒体的互动中，向深圳的当下社会质疑和诘问：“我们将传统丢到哪里去了?”巨大的红色剪纸包裹了碉楼，犹如一个凌空而降的红色惊叹号，警醒着人们对传统的珍视。“对话观澜”装置、行为艺术促成了观澜街道办对观澜老街“卖布街”清空和保护的举措，也保护了面临拆除的碉楼和“贵湖堂”客家围屋，促进了建造已故版画家陈烟桥先生的故居纪念馆，以及连带形成了目前颇具规模的观澜版画基地。很显然，这些装置、行为作品从艺术形态到社会功能已完全不是《西递村系列》版画所能涵盖，因为艺术在此刻已不再是个人诗意情怀的抒发、绘画审美和风格的问题，而是提高到当代文化层面上对社会的阐释，从而发现自己的社会职责。评论家郭小川博士谈到 ：“纵观应天齐的创作轨迹，从平面的架上绘画发展到非架上的行为和装置艺术，应天齐越来越将自己的艺术融入更大的社会层面，其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意图越来越明确”。如果说，《西递村系列》版画在摆脱了架上鉴赏、把玩的定位，走入戏剧、走进生活、融入大众，从而逐渐消解了原有的自省、审美意义，(陈文中对这一点是肯定的)促进了皖南古村落“西递村”名列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么笔者在观澜的行为、装置作品，在短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如此有效的社会结果，作为艺术的创造者同样感到无比的欣慰!诚然，这一消解过程是自然的、无声无息的。正如著名美术评沦家刘骁纯先生所言：“ 从《告别西递》到《砸碎黑色零点行为》再到《大剪纸》，应天齐行为艺术中的人工斧凿痕迹越来越少，越来越趋近自然。而自然不仅是古典艺术的上上境，也是当代艺术的上上境”。

　　刚刚出版的贺万里博士所著《中国当代装置艺术史》记载了笔者所做的努力，书中写到：“原本以版画《西递村系列》而知名的应天齐，从1995年在安徽芜湖推出带有装置、行为成分的《告别西递》展之后，就开始了对现代艺术实验近十年的旅程，他的现代艺术实验总体上的思路与所要面对的问题是一致的，仍然延续着对传统在当代传承境遇的一贯追求。他于2004至2007年间，连续四年在深圳推出把民间剪纸与现代装置相结合的《大剪纸》系列，成为深圳这座现代化气息浓郁的大都市中的一道回味传统的亮丽风景线”。

在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会作装置 2008年

　　笔者置身于深圳生活的十年所产生的文化思考、学术研究及创作实践，是面对深圳经济建设、社会现实、文化发展的直观反映。在一个创新、创意、创造百无禁忌、无所不能的城市，在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中能够勇敢地突破传统观念杀出一条血路，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楷模的城市。作为一个热血尚在并生活于其中的艺术家，你还能做什么!你还应当做什么!我不知道深圳需要怎样的行为艺术?我只知道深圳太需要和深圳本土相关的能够突破传统、提出问题、质疑当下，站在文化高度将艺术融入生活的本土行为艺术，而不应当是那些用重金聘请而来从天而降的“腕级”后现代艺术家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在美术界戏称的短短的“空降计划”实施中，能够提出与深圳本土相关的文化问题，质疑深圳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囯当代艺术遭遇市场炒作脱离了他的原始要义，沦为鉴赏、把玩、被市场捉弄的境地，难道不应当引起艺术界的警惕吗!也许笔者的较真和执着有些不合时宜，在机会主义者看来人文热情不过是一团终将成为灰烬的火焰，但对真正的艺术家而言，他只要生活其中就有燃烧不尽的热情和冲动，就会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深圳需要更多的真正意义的和深圳本土相关的艺术“行为”，深圳在成功构建了新型开放的经济建没模式之际，更应注重新型文化形态的全面构建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评判体系，从而获得在中国当代文化的进程中与这个城市经济地位、创新意识相匹配的高端话语权位置。

　　(2008年1月24日于梅林一村。原题：“应天齐：深圳需要新型文化形态的全面构建——答陈美寿先生《深圳需要怎样的行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