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钟声敲响了十二下，1999年到了，这世纪最后的一年啊。窗外，居然劈劈啪啪响起了鞭炮，然而这断断续续的鞭炮声里，是否有一丝世纪末的忧伤?

　　我准备睡了。电话铃响，是应天齐。他说，刚才钟声响到最后一下，他举起锄头朝一块事先准备好的玻璃砸去，然后把这片破碎的世界拓成黑色的版画，这创作便宣告完成，自拍机摄下了这个历史性的镜头。他的声音激动得有点发抖。

　　我愕然。在深圳这个夜晚，多少人在灯红酒绿中彻夜狂欢，却有这么一个人独自关在斗室里干着一件自以为惊天动地的事情——砸玻璃，这真令人不可思议。

　　也许是我早年动过几下木刻刀的缘故，从此比较留心版画，也很早就知道有个应天齐，但与他有缘往来，还是到了深圳以后的事。

　　1994年的深秋，我几乎已经忘了深圳是没有秋天的。窗外找不到一片黄叶。应天齐听说我大病过一场，便特地来看我，还带来了介绍他艺术的录像片《告别西递》，这无疑使我在寂寥中倍感欣喜。

　　这次见他又瘦了许多，甚至是疲惫而憔悴。1992年他到深圳美术馆来举办《西递村版画系列展》时，记得开幕后的一天下午，我从酷热的阳光下走进展厅，只见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片阴影里。之前，我不曾见过应天齐。没想到他竞长得像戏文里的小生，只是清秀的脸上突兀着一双大大的、忧郁的眼睛，那褐黄色的的瞳仁使我怎么也无法与西递村黑洞洞幽深的窗户联系起来。但是，我却在这个瞳孔里看到了失望。“除了开幕那天，以后就没有观众了。”他告诉我，神色黯然。我连忙安慰他，深圳就是这样，画展开幕也即“闭幕”，于是，我们默默相视苦笑，这使我们立刻变得像老朋友一样。

　　后来，天齐到深圳来过多次，每次到深圳，看到深圳的高楼大厦，他都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那天，别人请我们吃饭，一餐就吃掉了5000块!太可惜了。我当时想，真不如把这5000块赞助我们搞艺术呢。”他大大的眼睛里浸透着惘然与失落。我发觉他比许多同样感到失落的文化人更加伤感与脆弱。我淡淡一笑，从嘴里挤出一句话：“5000块?湿湿碎啦。你不懂，这种大款宁可花5000块，请你吃一顿，也舍不得花500块在文化上投资。”天齐无奈地摇摇头，连连感叹道：“没文化，没文化。”他绞着细长的手指，右额爆起一根青筋。

　　我心想，在深圳。这种事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有什么值得感叹的呢?这个不夜之城，有什么事不能发生?但我也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吸引着那么多艺术家，来了又走了，走了还来?

　　那次画展的最后一天，天齐在深圳的一个学生刚出门就被汽车压死了。他，一下子垮了下来，回到芜湖，便大病一场。直到芜湖电视台要拍他的专题片，他才振作起来决定举办一个《告别西递》的展览，集版画与“波普艺术”、“行为艺术”于一体。对于一个不安分的艺术家来说，成功带来的不仅是满足，更是重负。天齐决心告别西递，跳出自己心灵的围城，去探索更深层次的艺术的思索。在这一点上，我们十分相似，然而在世俗的眼里，似乎到深圳来，不是为了钱，还能为了什么?!

　　天齐显然还沉醉在让他忘掉所有痛苦与失望的创作之中，在整个办展过程中，他始终处于亢奋状态。走出自我樊笼，使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痛快。整整半天，我们只淡艺术，在深圳，这有多么奢侈。也只有谈到艺术，天齐的大眼睛里才顷刻没有了忧伤，放射出焦虑、渴望与热情交织的光芒，这是惟有纯粹的艺术家才有的那种目光，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见过这样动人而令人难忘的目光了。

　　在他的录像片里，我看到一段这样的镜头，天齐爬上一条幽暗的楼梯，站在楼顶的平台上俯瞰着下面一片灰色而杂乱的屋顶。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今天又站在这里，看着蓝天白云，跳望着灰蒙蒙的远方。天空飞过一群鸽子，发出一阵悠扬的哨声，随即消失在烟雾里。这多么熟悉的一切突然使他抑制不住心底的伤痛，失声饮泣起来。

　　原来，他从12岁到2l岁，全家老小就挤在这幢破旧楼房里的一间仅八平方米的房间里。晚上，他不得不睡在两张桌子拼起来的“床”下，“床”上则睡着他的蛆姐。每当天热难熬的夜晚，他就常常爬到平台上去，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星星。他那时觉得星星离得那么近，他和天空融为一体了，那是喧嚣世界中的一块净土。他就躺在这块净土上尽情地遐想，做着他少年的梦，艺术的梦……这梦做到1987年，终于幻化成一片黑色、空寂的世界，应天齐带着我们走进了他创作的《西递村版画系列》——一个在时空中突然凝固停滞的梦的世界。

　　可以这样说，天齐创造了一个“西递”，西递村也造就了应天齐。天齐动情地对我说过，将来。他要归葬西递。

　　那是将来的事。至少眼前，天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99年6月